一个多世纪以来，石油被当作“权力”使用的案例举不胜举，石油政治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石油被当作“武器”，多次发挥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作用，直到现在，美欧仍然对“石油武器”心有余悸。在俄罗斯，每逢俄罗斯与欧美发生矛盾时，作为对欧洲出口石油天然气第一大国，俄罗斯就会对欧洲挥舞起“能源大棒”。在非洲，国际石油巨头与尼日利亚、利比亚、乍得、乌干达、赤道几内亚等一批产油国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在拉美，无论是老资格的产油大国委内瑞拉、墨西哥，还是新兴的巴西，国家治理和政府关系均被打上了深深的“石油烙印”。 

放眼全球，石油政治色彩最浓厚的地区依然是中东。中东这个地方有着全球最为富集的含油盆地，有着全世界最为复杂的国家关系和宗教关系，有着全球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中东这个地方是世界地理和文明的“十字路口”，是全球石油生产、贸易和运输的“重心”，是大国博弈和纵横捭阖的“擂台”。中东的石油政治早在1901年英国人William Knox D'Arcy （威廉·达西，BP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在伊朗波斯湾地区发现石油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 

要想渺渺几笔把一百多年的中东石油政治说清楚其实很难，清泉还是围绕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石油政治的特点做一概括，纯属一家之言。 

第一，石油政治的家族化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沙特。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以来，沙特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国、生产国和出口国，直到2017年，沙特的石油产量才被美国超越。沙特石油权力和财富属于伊本·沙特王室及其家族集团。沙特石油圈的其它人，包括石油大臣和沙特阿美——全球最大石油公司的总裁和高官们，都是为沙特王室打工而已。

沙特石油政治对内主要表现为王室成员对石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沙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沙特“苏德里七兄弟”[1]和其他王室成员的争斗，往往是互有胜负，轮流坐庄。最近的争斗是，王储默罕默德·萨勒曼在2017年11月借“反腐”之名，拘捕包括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的儿子、前国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和有“中东首富”之称的阿勒瓦利德等重量级王子在内的11名王子。沙特石油政治对内还表现为王室与管理这个王国石油财富的专业人士之间的较量，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王室与石油大臣之间的互动。沙特石油大臣可谓全球最有权势的石油部长，一般而言，石油大臣必须听命于王室，但偶尔也会出现石油大臣不听话的。比如，被称为“石油智多星”的前石油大臣亚马尼，由于表现得过于“亲西方”，从而被前国王法赫德解除职务，不得已出走美国。 

沙特石油政治对外主要表现为与美国的关系，在201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沙特和美国是在石油供需领域最具互补性的两个国家，“石油美元”“全天候”的盟友等，均是两国石油政治演绎的产物。2010年以后，随着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和页岩油产量爆发式增长，沙美石油政治动向的不确定性加剧，美国显得更加独立和主动，而沙特则是愈加被动，“石油牌”越打越少。 

第二，石油政治的组织化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OPEC。1960年OPEC的成立使得中东地区石油政治达到空间的一致，“石油权力”由此横空出世。中东石油政治的“黄金时代”应该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1973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阿以战争）期间及后续一段时期，阿拉伯产油国因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以色列的偏袒，由沙特挑头，联合其他产油国，集体对西方实施了一年左右的石油禁运。此举直接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的“滞胀”，数以千计的加油站门前排起了长龙等待加油。正是那一时期，美国卡特政府首次提出了“能源独立”的政策主张。这也是中东“石油权力”“石油政治”最淋漓尽致的一次发挥，“石油武器”由此名声大噪。

OPEC作为颇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其治理机制是“秘书处+配额制+定期或不定期会议”。OPEC秘书处设在维也纳，每次OPEC大会的轮值主席由某个OPEC成员国的石油部长担任。OPEC通过增加或减少产量“配额”来影响全球石油的供应，从而影响石油市场和石油价格。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OPEC是全球石油市场上的“主导供应者”，石油政治影响力无与伦比。此后，随着前苏联地区的石油全面进入全球市场，加上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美国石油供应的持续增加，OPEC的全球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 

第三，石油政治的碎片化

最为典型的就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政治乱象导致石油政治的碎片化。我们都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可是在中东，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伊朗是沙特的敌人，沙特的敌人是以色列，但伊朗和以色列依然互为敌人。 
一方面，阿拉伯内部的产油国互不团结，乃至“互殴”的情况严重，最为典型的是2017年发生的沙特联手海湾地区其他几个兄弟（包括苏丹），打击卡塔尔这一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至今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仍未恢复；再有便是卡塔尔最近宣布将于2019年起正式推出OPEC，导致看似铁板一块的OPEC有“破碎”的危险。

另一方面，叙利亚、伊拉克地区石油政治态势的恶化，叙利亚内战和外部势力干预导致战争的长期化，对该国的石油工业已经造成致命的打击，产量已经从2010年的1850万吨掉至最近三年的平均110万吨左右；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部的一些油区曾一度被伊斯兰国（ISIS）占据；而且，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北部库尔德自治政府在石油收益分配上的矛盾持续加剧。 

第四，石油政治的集团化

最为典型的是，由伊朗主导的伊斯兰什叶派石油国家集团，和以沙特为主的伊斯兰逊尼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中东什叶派集团和逊尼派集团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影响着中东石油地缘政治的走向，大有代替美俄等域外大国长期主导中东政治格局的态势。

什叶派集团的核心成员是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2017年的石油产量分别达到2.34亿吨和2.21亿吨，分别占全球石油总产量的5.3%和5%，整体影响力不容小觑。两伊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死敌”，演变成为现在的“亲兄弟”，其“石油政治联盟”看似牢不可破。特别在今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并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威胁要将伊朗石油出口打压至零时，有专家分析认为，美国的目的不可能达到，即便美国有这样的决心，伊朗完全可以通过和伊拉克原油“串换出口”的方式，变相达到出口石油的目的。

逊尼派集团的核心成员是沙特、科威特，外加一位当前“很不听话”的小兄弟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2017年的石油产量分别达到5.61亿吨和1.46亿吨，分别占全球石油总产量的12.8%和3.3%，整体影响力比什叶派集团看似更强。目前这两大集团正为争夺中东石油政治的主导权打得不可开交，但各自又有“硬伤”。于伊朗而言，最大的挑战是重新恢复的石油制裁；对于沙特而言，最为悲催的是，随着美国的能源独立，中国这一全球最大进口市场逐步提升自给能力，沙特的原油卖向何方？ 

第五，石油政治的金融化

除了世人津津乐道的“石油美元”，在中东，石油政治金融化的典型案例就是阿联酋（UAE）在中东地区的崛起。可以说，阿联酋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已经将石油权力、石油政治影响力，成功转化为国家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典范”国家，也是中东地区唯一实现“良治”且充分开放的国家。无论是迪拜，还是阿布扎比，目前均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迪拜自不必说，已经由一个传统的石油出口贸易型城市，转变为中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目前也是中东地区旅客和货物的主要运输枢纽。石油收入虽然促进了迪拜的早期发展，但2010年以后，石油产业只占到迪拜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下。继石油之后，目前，迪拜的经济主要依靠金融服务、旅游业、航空业、房地产。在迪拜，各种“土豪式”的生活方式，想必很多中国人都领略过。 

阿布扎比目前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虽然阿布扎比拥有阿联酋首都的政治优势，略显传统，虽然阿布扎比的石油储量和产量占整个阿联酋的90%以上，石油收入依然是阿布扎比的主要来源，但阿布扎比当前的开放程度并不亚于迪拜。特别在金融领域，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ADGM）于2015年10月21日正式开放，该中心致力于提供金融服务，助力阿布扎比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而且，据清泉所知，目前阿布扎比在对外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上比迪拜更加灵活。 

以上就是中东石油政治的“五化”，可以看出，家族化是中东石油政治的“污点”，组织化是“立足点”，碎片化是“风险点”，集团化是“分界点”，金融化则是“亮点”。对于长期从事海外油气业务和战略研究的石油人而言，中东就像“神”一般的存在，中东石油政治让人着迷，但也更让人捉摸不透。 

[1]“苏德里七兄弟”是沙特阿拉伯开国国王伊本·沙特（Ibn Saud）最宠爱的妻子之一西萨·苏德里（Hissah Al Sudeiri）生的七个儿子的统称。沙特王室权力斗争史主要就是围绕着以“苏德里七兄弟”为一派，所有其他王子为另一派的派系斗争展开的。

（来源：清泉能源”）